我的爱泼斯坦自白：揭露不为人知的秘密

【编者按】在信息爆炸与道德审判交织的当下，我们似乎正滑向一个以“关联定罪”为武器的时代。当舆论的火焰轻易蔓延至与争议人物有过任何交集的无辜者，当社交媒体化身数字化的宗教裁判所，我们是否在重复历史上那些以正义为名的集体狂热？本文作者以近乎悲怆的自我剖白，敲响一记警钟：在追求绝对道德纯洁的幻梦中，我们可能正亲手扼杀人性中复杂的温情、宽容与救赎的可能。这篇来自英国政论界的沉重独白，不仅是对西方当下舆论生态的尖锐反思，其内核同样映照着我们所处的网络环境——当非黑即白的思维主导公共讨论，谁又能保证自己永远不会成为下一个被推上火刑架的“异端”？以下为译文：

这是2026年的英国，还是1478年的西班牙？我们的时代开始可怕地趋近后者。因此，在爱泼斯坦“宗教审判”的烈焰愈燃愈高之际，且让我在公共道德的卫道士找上门前，先将这份总忏悔公之于众。

以下是我的证词。

我，马修·弗朗西斯·帕里斯，郑重忏悔：我略为相识并大体保持友好关系的彼得·曼德尔森；且至今仍认为，在创建我们当下所显著缺失的、理性而成功的工党政府过程中，他曾是一股富有远见的力量。

我忏悔：我认识托尼·布莱尔爵士，他认识曼德尔森勋爵，而后者认识杰弗里·爱泼斯坦，并在上世纪委任曼德尔森担任高级公职。我认识并尊重本杰明·韦格-普罗瑟，他曾与曼德尔森勋爵共同经营一家公司，并奉曼德尔森之命与杰弗里·爱泼斯坦会面25分钟；我仍视韦格-普罗瑟先生为友人。

我忏悔：我认识并与本刊编辑保持友好关系，而这位编辑认识曼德尔森勋爵，后者认识杰弗里·爱泼斯坦。

我进一步忏悔：我终身保有探访因刑事罪名入狱友人的习惯。1977年，我曾探访一位因持有大麻而在布里克斯顿监狱服刑的朋友，并试图带给他一些（合法的）香烟。数年后，我曾为一位试图将非法移民女友藏于汽车后备箱偷渡入英国的朋友提供品行证明。明知他（正确地）计划对这项确凿罪行认罪，并因此（正当地）入狱，我仍愿意提供减刑证据。

p>我忏悔：我曾于梅德斯通监狱探访一位因欺诈定罪的老同学。我也忏悔曾鼓励他相信人生并未终结，相识之人依然关怀着他。

我亦忏悔：我曾陪同一位被指控观看不雅图像的老友兼前同事出庭，他因其中一项指控获缓刑。我期望以持续的友谊鼓励他明白，生命仍值得继续。我对此无悔。

我亦无悔：与身败名裂者保持友谊；亦无悔于天性不愿彻底否定他人——即便他们犯下大错。若有朝一日耻辱降临我身，我盼望他们能同样待我。

因此，我绝不会：因某人曾与失德者为友——或曾与失德者的友人为友——而责难他们，只要他们未曾参与其恶行本身。

故我坚持：并意图继续维系广阔的友谊圈，其中许多人在性格、信仰或行为上与我相异；有些人我或许并非时时处处认可。

最后：与某人保持友谊，或与某人往来业务，本身并不等同于宽恕其全部言行。我们有时难免与许多古怪甚至可鄙之人周旋，且乐在其中。

我的证词至此结束。切莫据此推断杰弗里·爱泼斯坦除极度邪恶外还有其他属性；亦不可推断在怀疑或知晓其恶行后仍与他保持亲密关系，仅是判断失误或轻微道德过失——那实属可怕的误判与严重的道德错误。

但如我之外的许多人所言，当下的氛围确有种中世纪意味，带着塞勒姆女巫审判时期的气息，掺杂着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及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影子：一种通过关联定罪不断扩张罗网的氛围。

我回顾自己涉足及旁观政治的生涯——至今已近半个世纪。有多少传言、多少隐晦暗示我曾知晓却从未觉有责任深究？我认识多少怀揣半截秘密却从未曝光的男子（多为男性）？我结识过多少政府与反对党的党鞭——他们又掌握着何等庞大的秘密知识库？倘若过去百年间所有议会党鞭——无论在世或已故——齐聚威斯敏斯特厅并获赠哨子，他们足以吹掀屋顶。

我曾吹响一两声哨音，但远未用尽触手可及的哨子。我常以“人心莫测”的低语抵御自责。我曾享受与某些友人为伴，他们比我更了解——有时是过分了解——世间的阴暗。天啊，我甚至曾与已故的杰里米·索普愉快闲聊，而此人曾被指控密谋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