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的浪潮中，澳大利亚的农场正悄然上演一场“阳光与牧草”的共生革命。新南威尔士州西部，一位农民将绵羊放牧与太阳能发电结合，探索出“农业光伏”新模式——不仅稳定了收入，还提升了土地效益。然而，这场绿色变革并非一帆风顺：社区争议、环境风险、传统生计的冲击与新兴机遇交织。从原住民社区争取股权，到居民合资共建电站，澳大利亚乡村在能源转型中寻找平衡点。这篇报道深入田间地头，呈现了光伏板下的希望、冲突与未来。

在新南威尔士州西部达博附近一座阳光充沛的农场，汤姆·沃伦十多年来一直将牧羊与太阳能发电结合。这种被称为“农业光伏”的实践，他已打磨了十余年。

他表示，十一年前的大胆尝试是一场“绝对的双赢”。

“起初我有些怀疑，”沃伦告诉SBS新闻，“但太阳能农场的运营模式已被证实可行。无论天气如何、市场波动，羊肉、羊毛和作物价格持续上涨的同时，太阳能农场的收入始终稳定。”

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科学局数据显示，受天气、生产成本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综合影响，农场收入每年波动显著。但这场变革远不止于单个农场。

随着可再生能源在澳大利亚乡村地区扩张，此类项目正在重塑土地利用方式，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在部分社区引发激烈讨论。

农业光伏在澳大利亚悄然兴起

在全澳光照最充沛的地区，像沃伦农场这样的土地全年接收着充沛的太阳辐射，但大多潜力尚未开发。

越来越多农民开始尝试农业光伏，在饲养牲畜的同时架设太阳能板，在维持传统农业活动的同时创造稳定的第二收入来源。

实践表明这对能源生产和农业效率均有裨益，但该模式在澳大利亚仍属新兴事物，且面临诸多挑战。

最初，一家法国太阳能开发商联系沃伦租赁部分土地，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农场的运营方式。

他们安装了6.4万块太阳能板，如今他的羊群就在板下吃草。

沃伦说，他不仅从并网发电中获利，太阳能阵列形成的遮荫和湿润环境还提升了羊毛品质，并降低了饲料成本。

“当雨水落在太阳能板上……它会放大降雨量……板下沿着阵列全是绿草带，”沃伦描述道，“即使在干旱期，羊也能吃到青草……因为太阳能农场，每公顷载畜量还增加了。”

“板下牧羊的经济收益……比农场其他区域高出约15%。”

沃伦表示，太阳能农场让他的收入免受干旱影响，而这个20兆瓦的系统在晴天足以供应大部分达博地区的用电。

此类项目通常基于长达数十年的土地租赁协议，这意味着土地利用决策的影响可能延续数代人。

可再生能源区引领转型

沃伦的农场位于新州五个可再生能源区中的首个示范区，这些区域被规划用于大型太阳能和风能开发。

随着澳大利亚向净零目标迈进，其他州和领地也在规划自己的能源区，尽管进展和时间表各不相同。

汉娜·麦考伊是EnergyCo的首席执行官，该机构是新州政府负责推进可再生能源区建设的法定机构。她表示新州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全国领先。

“我们正在新州建设两个可再生能源区，而维多利亚州虽有规划，但尚未动工，”她告诉SBS新闻，“在利用新型可再生能源替代老旧燃煤电站方面，我们被视为开拓者。”

麦考伊指出，可再生能源的增长已对电价产生下行压力。“我们刚经历了有记录以来第三热的夏季，但没有出现任何停电。”

澳大利亚能源市场运营商数据显示，去年十二月季度可再生能源和电池首次供应了全国电网过半电力，推动批发电价降至历史低点。

然而，批发价下降未必直接降低家庭电费。电网成本、市场波动和燃煤电站退役时机仍是影响终端电价的关键因素。

与此同时，中东冲突等全球不稳定因素推高燃料价格，使能源安全备受关注。尽管发展本土可再生能源有助于缓冲全球燃料价格波动，但其在供应管理和系统可靠性方面仍存挑战。

新州政府表示，可再生能源区经过周密规划，是替代燃煤发电的必要举措。

大型太阳能项目引发社区争议

随着农业光伏和大型太阳能项目扩张，关于土地利用、社区协商和环境影响争论在乡村地区日益激烈。

对许多地区而言，挑战已非转型是否发生，而是如何落地——土地不仅是经济资产，更承载着身份认同、生计和世代传承。

“对部分土地所有者而言，大型基础设施建在自家土地上情感冲击很大，我们正全力沟通解决，”麦考伊说，“但我们也看到，仅在中西部地区，输电基础设施建设已雇佣超500名当地居民，占员工总数34%以上。”

尽管存在这些益处，人们对项目推进方式的担忧仍在加剧。

2024年7月成立的新州议会可再生能源区影响调查收到大量意见书，凸显出社区对开发速度和规模的忧虑。许多意见书指出协商过程常流于形式。

还有人提到更广泛的连锁反应，包括社区内部凝聚力受损，以及给农民、地方产业和议会带来的压力。

这些担忧与澳大利亚能源基础设施专员在调查前一年的社区参与评估结果相呼应——该评估发现多数参与的土地所有者和社区成员对项目开发方的沟通并不满意。

去年八月公布的调查中期报告引用新州西北部卡西利斯村附近牧羊场主詹姆斯·阿姆斯特朗的证词：“我接触的大多数人感觉决策过程未倾听他们的声音，或协商尚未开始决策已定。”

他表示，对强制征地及其影响资产价值的恐惧，正加剧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报告还建议为受影响社区提供心理健康支持。

“气候行动农民组织”代理首席执行官维里蒂·摩根-施密特告诉调查组，许多社区的“信任已遭侵蚀”，她主张建立“真正有助于弥合乡村社区分歧的机制”。但她同时指出，该组织调研发现“沉默的大多数农民……确实希望转向清洁能源”。

安全、土地管理与现实挑战

马特·法利的土地与威灵顿太阳能中心接壤，该设施是距达博东南约50公里的州内最大太阳能项目之一。

他最担忧的是环境影响和火灾风险。去年十二月，该太阳能中心发生草地火灾，烧毁约100公顷土地，引发周边土地所有者警觉。

“从未有过的防护栅栏成了新麻烦，”法利向SBS新闻描述火灾初起时的恐慌，“这和去普通农场灭火完全不同。”

新州消防与救援局专员杰里米·弗尤特尔三月底向调查组表示，已识别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的风险并建立相应应急机制。

原住民社区瞄准可再生能源机遇

当部分乡村地区对转型产生抵触时，另一些群体正积极把握新机遇。

新南威尔士大学与悉尼科技大学联合研究报告《原住民土地委员会权力转移》指出，能源转型为原住民社区带来重大经济机遇。报告估算，实现联邦目标所需的新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中，43%可能位于澳大利亚原住民集体持有的土地上。

报告主要作者、来自新州西北部的戈默罗伊族学者海蒂·诺曼教授表示：“我们的分析发现，尽管这些土地面积小、分布零散，且新州土地权主张积压严重，但这些土地不仅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在应对气候变化压力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

威灵顿原住民土地委员会成为全州首个通过谈判获得太阳能中心旁新建电池项目股权的机构。通过原住民社区主导的Wambal Bila有限公司，当地维拉杜里社区可获得Bulabul电池项目5%的股权。

Wambal Bila公司董事凯亚娜·吉霍表示，股权让社区在电池项目中拥有直接财务和治理参与权。“为推进此机会，我们需要筹措资金，使其成为商业交易。若成功，投资将在电池寿命期内持续产生收益，”她告诉SBS新闻，“这真正是我们希望能留下的遗产。”

吉霍说社区对此充满期待，希望成为他人效仿的典范。诺曼强调，重要的是避免重蹈澳大利亚矿业繁荣期的“错误”。“能源转型具有独特属性，应确保矿业领域的糟糕经历不再重演，包括文化遗产破坏。但希望这场革命能实现更广泛的利益，如财富分配和就业机会。”

社区主导的太阳能项目扎根生长

除股权合作外，一些社区通过社区能源项目自主推动能源转型，当地投资者与企业开发商携手共建。

正在新州中西部奥兰治郊外建设的伊莱清洁能源公园即为一例。历时六年多筹备，该项目由当地居民组成的“能源民主”社区合作社推动，旨在实现可再生能源集体投资。

董事会成员戴夫·曼宁表示，参与者多为想投资可再生能源却无法安装屋顶太阳能的个人。“投资额从1000澳元到数万澳元不等……125名投资者已为项目投入135万澳元。”

该项目由新州政府和新加坡开发商EDP共同出资。建成后将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社区共有的太阳能农场。社区投资者将在1.15万块太阳能板和配套电池运营后获得分红。

“能源民主”主席格兰顿·史密斯表示，合作社模式帮助原本无力投资的人群解锁可再生能源投资机会。“这对本地电网的影响更大，”他说，“如果合作社成员单打独斗，项目规模会小得多。”史密斯强调项目设计兼顾本地环境与经济利益。“合作社高度重视确保土地继续用于牧羊。”

社区共有模式在澳大利亚虽处萌芽阶段，但在欧洲已成功实践数十年。澳大利亚非营利工人合作社“社区动力机构”主任金·马利指出：“丹麦在1970年代石油危机后开创社区所有权模式，制定了优秀政策，要求可再生能源项目必须包含社区资金参与选项。”

马利表示类似模式正在澳大利亚兴起，从地方小型倡议到完全社区所有的能源资产，既能增强电网韧性，又能降低用电成本。她指出社区投资还能减少对可再生能源开发的抵触。“通过共有和共同投资实现社区参与，是达成目标的绝佳途径。”

然而即使在社区主导模式下，并非所有附近居民都感到受益。退休教师罗布·格林住在伊莱能源公园旁，一直发起抗议活动。他表示项目毁了自己的生计。格林向SBS新闻展示新州估价长来信，称其房产价值贬值数百万澳元。“他们评估后说‘天哪，我们要将估值从800万澳元降到300万’。”他已通过政府渠道尽力提出反对，仍在权衡法律选项。格林称原则上支持可再生能源，但认为该项目距居民区过近。“无论我在自家土地何处，都会看到这些丑陋的太阳能板，这太糟糕了。可我是谁？只是一个人。”

奥兰治市议会表示：“发展中的城市边缘建设对邻居具有挑战性，我们理解格林先生的担忧。”董事会成员曼宁承认这些担忧合理，但认为能源转型需要权衡。“我理解‘别在我家后院’的心态……如果我住这里可能也会抱怨。但同样，我们不能坐视不动，而这显然是未来最经济的发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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